(27)贝利(Michael D.Bailey)对中世纪后期欧洲场域妖术(sorcery)向巫术(witchcraft)的转变过程及原因作了极为细致的研究，可参见Michael D.Bailey,"From Sorcery to Witchcraft:Clerical Conceptions of Magic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76 Speculum 960,960-990(2001). (28)托马斯：《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326页。
因此，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法律表现形式。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原理，深入考察文明社会法治现象的运动机理，深刻分析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法治现象的实际状况，努力透过多样化的法治类型探究法治现象的政治性质，进而创造性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要认识法的现象的本体基础，就必须从现实的历史中的个人出发，深入揭示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及法的现象同现实的人的生产生活过程之间的联系，而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及其法的领域产物，则受到一定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一定交往方式的制约。三是深入分析了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问题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习近平法哲学本体论创造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原理，深入论述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对于法治现象的深刻影响，着力揭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能动地作用于法治现象的内在机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本体论的基本原理。
法治是规则之治，是一个规则规范体系。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至于公园中的长椅，游人可以使用，系一种利益的享受，若市政府以行政处分禁止某人使用，则为侵害人民利益的不当处分。
这种公权在国家承认人民有请求法律上保护的权利之后才获得实际的效果。这时，立法、行政的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的安宁，除去人民的危害，而未暇为人民谋福利。公法上的权力关系常为公法上的债权关系，而包括的债权则为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并非公法上特有之物。故蚩蚩之氓，惟举首而望仁君，馨香而祝郅治，无所谓参政，无所谓自主，更无所谓权利。
其后的一种理解是，以权利的性质和功能为标准，将权利分为私权利和公权利两类。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见王世杰:《国家法人理论的重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于是，人民在公法上就有完全无缺的人格，而不再像过去待命于主人的奴隶。私法规定私权，悉以私权为中心，故谓私法为关于私权主体客体及其得丧之法可也。警察国时代立法与行政无所区别，行政权有专横滥用之弊。
在行政法上，在近些年得到更多使用的是公权利或主观公权利概念。权利是公权私权的通称。不过，该文所说的公权，据日本刑法所载，即公民权是也。[20]与此稍有不同的做法是，皮纯协主编的《中国行政法教程》在行政法主体一编之下设一章行政法其他主体，稍微详细地谈及法人及非法人单位、公民，并将参加管理权、自由权、检举、控诉和申诉权列为公民在行政法上的主要权利。
只有将私人之间的平等维度和私人与国家之间的自由面向结合起来，我们方可有效地刻画现代国家中人的完整图像。当然，该书也首次使用了行政相对一方的概念，指出确认行政相对一方身份，有助于明确各自的法律地位，在国家行政管理中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有助于确认行政诉讼的范围（只有外部行政相对一方才能提起）。
[18]林纪东在这里采用了后世常用的受益权概念。(4)法律对权力与权利的要求不同。
公权则否，公权者必待于国家之付与而后发生者也。特别权力的发动，不外是实行业已存在的权利，而非设定新的法律关系，也不是新行政行为。尽管‘权力和‘权利有着不同的意思，但是，它们也有相通的途径。[2]这里的公权、私权尚未作为概念使用，而只是井上毅的书名。自清末传入我国以来，公权论在主体、内容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确切地说，是与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相对应的一方主体。
不过，此后有一个译者注：读者至此，可知法人于法及权利上加客观及主观之形容词，乃因其文字之缺点使然。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私权是指人民各营其生活而得的权利，是私益上的权利。
三、公权论的淡出 在新中国的行政法学上，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公权乃至公权利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渐渐地出现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概念，公权论从学术上退场，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苏] C. C.司徒节尼金:《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制度和苏维埃行政法对象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译:《苏维埃行政法论文选译》(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7、43页。
国家对于人民为某种行为，使其单为法规的实施、抑或设定个人的权利，原属立法上的自由。但是，宪法中关于自由权的规定，一方面固然在限制立法，同时也宣示人民的自由权。
该书对行政相对人首次作出了体系性研究，对行政相对人的类型、权利、行为、作用等均有分析。[21]参见皮纯协主编:《中国行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3页。狄骥在其之后的著作中指出：以droit一语指示两相异事物：或为命令的规范，或为行使之权力。[24]在该书第二版中，在行政相对人及其权利之外，还提出了公权力的概念。
[26]参见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2页。私法上权利系为当事人自身利益而存在，或留或弃，均无不可。
[19]苏联行政法学是将国家管理作为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围绕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和国家职务、国家管理法令、执行国家管理法令的措施、保证国家管理合乎法制的监督方法等来展开，一般不谈公民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和权利等内容。有宪法而君民之争以息，有民法而民与民之争以息，有行政法而民与官之争又息。
[10]区分了权限、权能、资格及自由，权利为人格者即意思主体者享有，而权限是有关机关职务的范围，没有某种人格者的权利，权能是自权利发生的效果，资格是享有行使权利的能力，自由权是法律以特定形式保障的自由，诸如饮食、睡眠、步行等单纯的自由并非权利。何也？私权与生俱来，法之所以认也。
品级虽有高下，而皆规定于公法，权利虽有差等，而皆受之于国家。至此，清末所使用的公权一词的内涵就是公法上的权利，它与公法私法之分相关联，它主要是在公法上个人权利的层面上来说的。究其精微，虽可贯彻，考其实际，则不相同之二义者，一为客观Objectif，一为主观Subjectif。权利者，因主张特定之法律利益，而为法所认定的意思力也。
‘被管理地位并不意味相对人只能是义务人，而不能是权利人。摘要: 公权论是公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国家与私人之间基本法律关系的认识。
该书的书名是System der subjektiven?ffentlichen Rechte,通常是译作公权的体系或者主观公权利的体系,我国早期,以及日本有时就译作公权论。即便是当下国有经济等的国家所有，也是首先表现为国家机关的相关职权（创设、代表行使），其次才表现为民法上的国家财产所有权，权力属性比权利属性更为明显。
这里顺便提及,[德]伯伦知理:《国家论》卷之四公权之作用,载《清议报》第28期(1899年),这里的公权更多地是指代国权、主权等。下文介绍针对公民—国家的关系。
